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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宋铮又被电话铃声吵醒，迷迷糊糊的起床洗漱，然后下楼乘车一路到了机场，上了飞机他就开始睡，等到他睡醒的时候，飞机已经在蜀中机场降落。
紧接着又坐车到了《唐.山.大.地.震》剧组的外景地，一所历史颇为悠久的大学，他要客串的角色正是剧中小登的初恋男友，一个标准的渣男。
在这部戏里，可以说，男性角色都是陪衬，除了陈到明演的养父戏份要重一些之外，其他的角色都是在为李元妮和方登着两个角色服务的。
相对来说，母亲李元妮这条线静态一些，可以集中于重点关节上尽情书写。而隐姓埋名地进入另一个家庭的女儿方登这条线则头绪更纷乱、遭际更曲折，因为篇幅的缘故，不得不进行了枝蔓的修剪和跳跃性叙事，以保证双线并行的均衡性和整体感。
这样处理之后，故事中，方登这个角色就成了一个时隐时现的彗星，当她出现时，每每释放出耀眼的光泽，当她离去时，便留下了大量引而不发的伏笔。
虽然比不上用来冲击奥斯卡的《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可是方登这个角色对于张婧初而言，依旧充满了挑战。
“一块楼板压两孩儿”是所有故事的起点，母亲不得已之先选了救弟弟，小姐姐就此失去了对世界和亲人的信任。
这孩子是不是太较劲了？
这个设计是不是太刻意了？
电影上映之后，人们肯定会又这样的疑问，其实，这样安排才更加接近于现实，毕竟男人和女人生而有别，这种差别会在很小的时候就体现出来。
男孩子身上有一种没心没肺的特质，能够过滤，或者分解不良记忆。而女孩子天然地倾向于“不是记不住，而是忘不掉”，把一时的深重伤痕，当作一辈子的负担和怨怼。
男孩子浑浑噩噩的周期很长，女孩子却不经意间就成了“小大人”，成人化的思维既是其优势，也是其负累。所以，姐姐方登的故事是站在一个坚实的情理逻辑之上的。
养父和养母对方登要多好有多好，但随着方登的长大成人，三人之间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恩怨”。养母很反感养父亲近姐姐方登，养父对养母的管束厌烦之极。
长大后，方登去了外地上大学，直到养母身患绝症后才回来与之和解。因为地震时发生的那一幕，方登本来就对母爱信心不足，再遇上养母的莫须有责难，她只能更加变成一个胆怯的小鹿斑比，外地求学远避纷争。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即使她的心理灰暗，如果能有一段完美的爱情，她就会九转还魂，活得比谁都灿烂。
方登和研究生之间的爱情也有一个美好的开端，看上去她很快就将得到救赎。但是，中国人的行为总是被约定俗成的社会樊笼所禁锢，当她不合时宜地有了身孕之后，两个身处校园的年轻人立刻泰山压顶。
按常理和常例，这孩子不能留，否则他们将失去美好的前程。研究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要求的，方登挂着否定的微笑，决绝地离去了。
对于一个因母亲的抛弃而怨恨的准母亲来说，她是绝对不可能抛弃肚子里的孩子的。方登选择了艰难的单身妈妈之路，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她这么选择，也和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其一：她对生命很尊重，男友问她怎么别人都能流产，你就不行？她说你根本不能理解，我是从死人车上醒过来的，我爸爸就躺在我身边。
其二：她觉得作为母亲，不应该随随便便帮孩子决定生死，这也是她为什么一直不去见生母，也不肯原谅生母的原因，她就是觉得自己母亲就这么放弃自己了，所以自己更不能随随便便流掉自己的孩子。
其三：她很要强，她觉得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哪怕是亲人是爱人，不如靠自己。从给别人家教就能看出来，再就是后来她跟母亲相认，她母亲问她怎么不托人找找，她说“他都不要我了，我还找他干什么呀”。这句话也能反映出来，这是她对她母亲一直以来的真实反映，她一直不回唐.山找母亲，就是觉得母亲都不要我了，我还找她干什么呀。所以心底特别要强的人，没有家人，没有爱人，自己完全有能力带大孩子。
多年以后，方登回到养父身边，为人母、为人妻的她开始融化，在文山地震的召唤下，来到现场抗震救灾，无巧不成书地邂逅了弟弟方达。终于踏上了返乡之路，心里还带着一丝原谅还是不原谅生母的纠结。
在陵园里，她彻底放下了几十年的心结，大放悲声。
宋铮还记得原版电影里的这场戏，整个过程中，张婧初演得极其克制，不允许自己有一次电视剧式的抽搐和号啕。在母女重新相认的瞬间里，摄像机从她的侧后方拍过去，她有一滴眼泪清晰地跌落尘埃，一个因为不幸而哀怨，但决不屈从于不幸的女性形象一下子就被衬托了出来，这样的方登，让人起急，也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