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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保证德国并没有发动战争的计划，这才慢慢平息了危机，此事让俾斯麦明白，他构筑的欧洲均势已经被打破，他的外交已经失败，跟俄国的同盟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根本就无法保护德国，所以这次危机后，俾斯麦提出了辞职，只是德皇没有批准，俾斯麦都搞不定，让德皇找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是这场危机也让法国人明白了，德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而列强的干涉却是虚无缥缈的，法国人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英国和俄国的保护上。
结果是法国政府的复仇声音也慢慢减弱，他们需要继续足够的力量，才能真正的复仇。而普法战争后，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煤铁资源中心，工业实力大大下降，他们需要从海外取得利益，从而弥补法国的不足。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这种战略，蒙古兴起之后，不断南下打击金国，金国的应对不是强行阻击，而是同样南下，打着失之蒙古夺之南宋的战略，最后金国灭亡了。
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略，看起来有十足的道理，事实上却是一种极其低劣的战略，首先从精神上来讲，没有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狠劲，是不可能让一个帝国恢复往日的荣光的。
从事实上讲，他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手段，治标不治本，是回避矛盾，那么矛盾始终都会爆发，法国衰弱的根本，是因为遭受了德国的重大打击，只有强硬的回击回去，才能重塑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但法国没有这么做，反而开始向海外扩张。
日本后来也选择了这种缩头乌龟式战略，在列强的侵略下，他们打着从邻国朝鲜和满清身上得到弥补的计划，起初看似成功了，但却也让日本失控了，最后注定要失败。而且也让日本的国际地位始终无法成为一流。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例子，刚好与之相反。战国时期，秦国执行的是张仪的连横战略，但是后来在苏秦的运作下，东方五国合纵攻秦，以五倍的兵力进犯函谷关。在面对外交战略失败的困境下，秦国人没有选择向强敌投降，一寸土地都不肯交出来。而是选择跟五国联军血战，这种直面困境的勇气，最终成就了秦人的一统天下。
在任何时候，战略战术都只是辅助，国家间的竞争，始终都是一场血与火的正面较量，认不清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不敢直面这个惨烈现实的国家，是永远无法真正站起来的。
法国如今就是这种状态，在面对德国的压迫状态下，法国选择了向海外扩张。犹如当年一波波游牧民族在来自东方的匈奴、突厥蒙古等强悍民族的压迫下，不断的往西方迁徙一样，他们恐怕也是打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想法，可一个个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中国民族虽然也面对这种压迫，甚至亡国，却能一次次回击，从而一次次重现站起来，而印度人大多数时候选择规避风险，所以一次又一次被统治。或许有些人不承认这种区别，认为太过虚浮，但请看看21世纪，有多少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而印度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后，大家眼睛仍然盯着中国，没有印度当成威胁，反而将其看作一种制衡中国的潜在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虽然也丢人的自卑过，但只要迎来稳定的发展机会，都会选择正面顶过去，而不是油滑的规避。
法国人向海外扩展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在规避德国的压力，从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大历史来看，其实就是法兰西民族在日耳曼民族的压迫下，开始从大陆上向海外迁徙而已。
所以才会出现让人很不解的一种情况，当法国人叫嚣着复仇的时候，俾斯麦就通过媒体反威胁法国，显得无比的恐慌，乃至应对失措。因为俾斯麦看到法国人团结一致，要向德国复仇的时候，他真的很恐惧，他清楚，哪怕德国能一次又一次打败法国，但这种有底蕴的民族，只要不丢失精神，总会重头再来。
而当法国开始向虚弱的海外地区扩张的时候，俾斯麦不但不担心法国力量因此而增强，反而大力支持法国去海外拓展，因为俾斯麦很清楚，法国的这种曲线救国，其实就是放弃了在正面跟德国竞争，一旦法兰西民族失去了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的时候，德国也就不用担心了。
难道法国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法国政治家又不是白痴，问题是他们看明白了，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上确实缺乏勇气，所以只能被迫选择向海外扩张。
但向海外扩张有一个最大的困境，那就是他们越分散力量在海外扩张，就越无法摆脱德国对法国的威胁状态。
因此即便是扩张，也无法安心扩张，进退维谷，他们无比需要获得其他大国的支持。
大明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从人口上说，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相比，沙俄也才九千万人，要到一战前才能达到一亿五。从经济上说，虽然大明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但是工业化速度很快，尤其是在茶叶和丝织工业领域，天赋太好，哪怕这两个工业都不可能成为支柱性产业，可在经济上意义重大，因为这两项产业都是经济效益非常出色的高度商品化产品。
最关键的是，大明在东亚地区几乎没有天敌的超然地位，让全世界找盟友的法国觉得，在东亚地区跟大明的合作，虽然无法削弱德国对他们本国的威胁，却能够有效的保证法国在东亚的利益，甚至能帮法国进一步开拓远东利益，弥补本国经济的疲弱。
因此法国人早就积极的找过大明了，他们希望跟大明在东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包括产业和金融上，都要加深合作，法国认为两国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但之前大明经济不景气，朱敬伦变革的意愿不强烈，加上北上救灾的包袱，因此就没有跟法国人合作，现在出于制衡英国的考虑，加上经济条件改善，大明更能承担改革成本了，那就不妨真的跟法国建立一个长远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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