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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这么谦虚，主要也是他的心理期望瞬间拔高了：蔡邕要介绍的绝招，如果又是一个类似于《殿兴有福》那么牛逼的玩意儿，那他这个皇帝也做得太爽了，上天直接赐给他时间和空间两大神级杀器！
蔡邕心里有底了，就从基础开始扫盲：“陛下既然也略读过史书，《史记》本纪第一篇《五帝本纪》，总了然吧？”
刘备一愣，有些尴尬：“这……看是看过。实不相瞒，朕一直觉得，若是那些有帝王施政得失详述的篇幅，朕都是认真学的，不懂也会找博士讲。
但这《五帝本纪》，虽为史记第一篇，却大而无当，无非是讲了五帝血统传承、世系族谱、迁徙流转，没什么经验教训可学。
朕并非治学之人，实在不愿死记硬背上古先王的族谱籍贯。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深意？”
刘备这番辩解，不是熟读过史记全文的人，或许听了有点懵逼，所以需要再稍稍翻译一下：
《史记.五帝本纪》的主要内容，都是黄帝开始，加上后面颛顼、帝喾、尧、舜，这五个人祖宗是谁、谁是谁的子孙、还有什么旁支兄弟姐妹、娶的老婆是什么氏的，又迁徙到哪里……
想想也很正常，尤其是现代人都知道，华夏有体系的文字是甲骨文才开始，所以夏朝连遗迹都不能说明确挖到，原始文字史料记载自然也极为稀缺。哪怕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只能是从传说里搜集掌故。
这种情况下，五帝本纪确实只能记这些很粗略的事情，至少尧舜开始，才有一些行政理念的典故，还是为了起到寓言警示作用的。而皇帝、颛顼、帝喾根本没有什么有教育意义的典故，纯就是家谱。
不光刘备读了会郁闷，很多不懂正统论的人，如果读《五帝本纪》，也会懵逼，都什么没价值的流水账！
不过，在蔡邕这样的行家眼里，情况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蔡邕是直接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微笑着听完刘备吐槽，捻须启发道：“陛下觉得这不过是家谱籍贯流水账，也不奇怪。天下读书人，读到这一篇，一万个人至少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是跟陛下一样的想法，不知其中另有深意——所以，才民智可用。
让老臣为陛下梳理一下吧，《五帝本纪》的谱系籍贯部分，几句话概括，大致是什么意思呢？
黄帝是有熊氏少典之子，有二十五子、建氏者十四人，黄帝自己正妃嫘祖为西陵国人，其余纳妃又分属何氏，所以其子有混入那些氏的血统……
再到黄帝之子玄嚣、昌意，分别娶妻东夷凤鸿氏与蜀山氏。
昌意生帝颛顼，而玄嚣之孙为帝喾，帝喾又生挚、放勋，初立挚，不贤而天下人改拥放勋，是为帝尧。连最后的舜，都是黄帝八世孙、帝尧的女婿……
总结下来，黄帝为五帝之首，第二的颛顼是他次房的孙子，第三的帝喾是他长房的曾孙，尧是重孙，舜又是另外一支的八世孙……”
刘备听到这儿，有些头发昏，他连忙摆手表示希望提速：“太傅，朕虽读史不详，不过这些还知道，虽然记不清五帝后四个分别是黄帝哪一房哪一支，好歹还记得辈分，能直接说重点么？”
蔡邕无奈地摇摇头：“重点就在这里啊！可惜，老臣为陛下如此剖析，陛下却没有注意到——难道陛下觉得，颛顼帝喾尧舜，他们真的是黄帝的子孙么？
五帝本纪末尾，太史公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太史公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儒家所尊《尚书》，推崇的是‘三代之治’，也就是尧舜禹，所以只记载到尧以下，本来是没有五帝前面三位的，太史公是从《春秋》、《国语》中择善而录，才补齐那么多——他为什么要补齐？他补齐的时候，真的相信《国语》里面多出来的这一部分么？”
刘备愕然，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也没哲学论证过三皇五帝的真实性：“难道不是么？”
蔡邕：“史家有个不能言传之秘：上古之史，发掘的年代越晚，挖掘出来的史料内容却越早。《尚书》早于《国语》，国语却能增补前者未闻之事。
编《尚书》之人，竟不知天下曾有黄帝、颛顼、帝喾，只知尧舜。
陛下难道就没想过，这是因为《尚书》成书之时，华夏的范围还不包括‘东夷’和‘巴蜀’，所以尧舜世系籍贯狭窄，东夷人巴蜀人不算是‘尧舜子孙’，也无所谓。
不会影响周天子的天下观、不会觉得‘华夏’与‘夷狄’相比，华夏的疆域范围概念太小。
而《国语》成书略晚，或许当时齐鲁已尽并莱夷（东莱），秦人也已通商巴蜀，所以尧舜之上，需要有更古的人君，他们还有侧室、旁支分别是娶东夷女、蜀山女所生，蜀山女所生的昌意还要降居若水（雅砻江，就是越巂郡一带）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尧舜不够久、他们的子孙覆盖不到东莱巴蜀时，再造一个尧舜更古的祖宗，让尧舜有远房堂兄弟是巴蜀人、东莱人，所以华夏才自古以来都拥有巴蜀和东莱的正统，他们都是黄帝子孙。
另外，左丘明的《国语》上，其实说得比太史公采信的那部分更多，《国语》除了五帝之外，还详载三皇。
太史公引用《国语》中‘黄帝为少典之后’，却没有引用‘少典，伏羲女娲后也，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祖母华胥氏’。
如果完全引用，那就连皇帝和炎帝也是兄弟了，或许是太史公觉得没必要吧，毕竟炎黄曾有一战，说他们是亲兄弟，也有违仁爱孝悌。而黄帝的子孙，已经足够覆盖华夏了。
所以，今日‘华夏’与‘夷狄’的分野能定在目前的大汉疆土范围内，要感谢左丘明与太史公的敏锐。
孔夫子毕竟不是史家，孔夫子在世时，也不是为人君奔走，儒家不用考虑寰宇之正统。而史家必须对疆域之正统依据极为敏感，所以左丘明补上了孔子的疏失。否则，如今的益州人和东莱人，说不定还跟占城人漠北人一样，丝毫不觉得他们是华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