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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品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最后一个手段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
傲骨铁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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