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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这么个噩耗，又炸堂了。
谴责辛从忠的怒骂声一片。
又中了埋伏鬼计......辛从忠轻狂大意，有负能将之名，不听劝告，负了朝廷重托，辜负君恩......罪该万死。
太失望了，太意外了，这打击太伤人........君臣皆震惊，狂怒......但到了也没以罪责迁怒追究辛从忠的家眷倒霉。这当然不是他们君子之德仁厚大度素质都猛然拔高了一大截，更不是学会了控制住习惯了的权势任性霸道，仅仅是因为害怕。
辛从忠毕竟是英勇为国战死了。
如今这天下形势不比以往了，武夫，尤其是高官大将肯奋勇报国打仗做事，肯为国战死，不惜身，这已经是极稀奇太难得的事了，岂能象过去那样对武官肆意轻贱着刻薄寡恩强求出战就必须得胜，不胜就是大罪，要问罪牵连全家甚至全族.......如今万万不能对战死的将士露出轻贱之态，更不能对其家眷未亡人体现出刻薄凶残没人味，否则寒了军心就等于是积极把朝中诸公自己的权势富贵身家性命当儿戏.......如今这些武官和将士，好好哄着都缺乏忠心用命呢，还敢轻狂虐待......
最主要是，朝廷如今重用的三个能干实事的大将：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和辛从忠交情深厚。若是太较真迁怒辛从忠的家眷，必会招致那三将对朝廷失望，甚至起异心。朝廷这帮人算计人就着实精明了，这回做事甚是明智有分寸。
辛从忠的家人幸运逃过一劫，还得到了朝廷假惺惺意思意思的死后哀荣——官爵虚名封赏，以及一点赏钱，让辛家在撑家的天突然塌了的极度震惊悲伤中总算得到了点安慰，当然主要是心灵上的。
物质上，辛家没了唯一的俸禄收入——辛从忠才三十多岁，儿子此时尚小，还得靠大人照顾养活，完全没能力养家，朝廷也没例行因父之功德萌恩其子得爵能吃到俸禄好处，朝廷故意的，只虚赏了辛从忠本人的死后哀荣，这玩艺就是封王也屁用没有，何况远不是。辛家孤儿寡母没了收入，往日，为拉拢辛从忠这样的能打的兵权大将而门前车水马龙，辛家即使坚决拒绝都拒绝不了的盛况也一不复返了，家中也无积财，时间稍长就得饿死或流落街头......对没用了的人家，此时的宋王朝哪会有什么慷慨仁慈。国家财政收入还不够当朝的人贪污挥霍之欲，岂会舍得给没用的人花。
如此也是变相惩罚辛从忠之败......叫你敢叫本官失望，你家人很快就会沦落为乞丐，你死了不是就了了，看自己的家人凄惨街头，你在地狱也不得安宁.......
朝中诸公以此把心中憋得这口怒气得以发泄，能稍痛快痛快。儒教官员就是这么虚伪阴损。
邓宗弼等三将则是大惊失色。
他们很了解辛从忠之能，此前万没料到此战会是这样，聚一起闲聊时还轻松笑言过以从忠兄之才，此战必能凯旋......
对朝廷对辛家的作法，他们三人并未感受到其中的阴冷到能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损恶毒意味。
到底是中层武夫，不了解士大夫或权臣高官的那种高明政治手腕和虚伪，也不了解帝王心术的可怕。他们没觉得辛从忠死得太不值，恰恰相反，他们感觉朝廷很公正宽恩，对一个如此惨败如此令朝廷失望的将领还能如此体谅宽宏......由是感恩，越发忠诚仁慈的明君，也不再感觉朝中那些权臣奸贼是那么可恶该杀了，也越发想报答朝廷为好友辛从忠报仇雪恨，一边上辛家哀悼，让自家夫人孩子出面陪伴和安慰辛夫人和孩子，一面申请朝廷，奋勇请战，不灭梁山赵二誓不罢休。
朝廷也在热议再伐梁山，而不是专注随时可能暴发的辽国入侵，仿佛梁山的存在比辽国南侵更可怕。
再次被狠抽了记响亮大耳刮子的唐恪，此时在极度震惊羞恼之余却是顾不得脸红了，心中只大叫一声不好......这次讨伐主要是他主导的，讨伐主将人选是他全力争到的，出征和惨败到全军覆没的主力也是他主管的马军司将士......选兵用人眼光太差，无能的帽子，他至少是背上了，此刻，他必须反应迅速，正确做点什么来挽回失分，减轻笑柄。
朝堂上，唐恪对满脸阴沉郁闷得能滴出水的赵桓慷慨激昂上奏道：“......若说上次的梁山之乱可能是逆贼唐斌一力主导造成的，与赵岳小儿关系未必大，那么这一次的事清晰证明，赵岳小儿早已对朝廷不忠无义，就象他大闹金銮殿时表现的不忠不孝肆无忌惮那样。他已是在造反，而且是必早有反意。朝廷所料不错，讨伐也没讨伐错。赵岳小儿该死。我们万万不可放过他，必须抓紧时间及早剿灭他......二龙山反贼在山东北，此患尚未铲除，势力不小，行事日益凶残嚣张，有急速扩张之势，危害巨大。梁山泊在山东南，此次征剿必定让赵岳小儿有了疑虑警觉，那小儿不学无术却非愚蠢无知，相反，他狡诈机警得很，必会立马联想到是不是庇护他的大哥赵廉出事了，必会紧急前往沧北察看并且抓紧时间招揽聚焦势力以对抗朝廷，若是让梁山得了喘息机会，作乱势成，山东一南一北两股反贼势力形成呼应，整个山东就烂了，其祸重矣！”
如今的宋王朝，长江以北，通常意义的整个北方，情况不是很糟糕，而是太糟糕。
淮河富地有淮西王庆作乱；河北山西有田虎作乱；这两股反贼已是裂国称王的大势力大害，已成气候，朝廷长年征剿，屡屡重兵突击，这些年来花费了无数钱粮兵马，却都是始终无法铲除，只能加以遏制。
山西，自河东南北两路以西全是无人区（残存的西军五部，不听朝廷调遣，已是事实上的独立军阀，在朝廷眼里早已不算人）；河北？向辽国的北部是大片大片的无人区，只能靠强制罪囚及削减下去的烂军去屯田才能勉强维持那的边防驻军的日常消耗，河北，只南部几州县才有正经百姓能交纳赋税。
河南？
经常遭受黄河泛滥灾害，不但总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国家还得每年从本就日益紧张的财政中拿出不少钱粮维持治理黄河，否则汛季甚至会直接危及京城。东京城离河道明显高出平地的黄河可是不远，又有众多河流连通黄河，黄河一旦泛滥，倾刻间水淹京城，城倒屋塌，人皆鱼蟞之食，毁灭朝廷，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河南，情况也着实不容人乐观。
若是山东再乱了不可收拾了，那大宋整个北方哪还有可指望稳定赋税兵源的正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