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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僵持，将战事托付给一员大将，杨渥则返回金陵坐镇；等将来战局有了变化后再返回不迟。
当然，除了上奏请杨渥回金陵的人外，朝中上下关于迁都洛阳的呼声却是与日俱增，甚至这股潮流在最近越演越热，连身为监国的太子杨炅和宗室里如今威望日隆的杨隆演等人也参与了进来。
金陵这座古都，其作为吴国的都城已有十多年时间；按理说以江淮人为主的吴国政权，在习惯了定都金陵之后，应该不会有谁想着迁都到洛阳去才是；那些主张迁都的人也应该是北方来人，比如郭崇韬、冯道、张延翰等人才对。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那些出身江淮的老臣们，包括陈彦谦、严可求等朝廷重臣在内，此时已越来越倾向于迁都洛阳；而这些人在此之前还一度是迁都计划的坚决反对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晋吴之战让众臣看到了以金陵为都城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金陵太偏南方了。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只出现在北方，不管哪一朝那一代，他们需要头痛的都是北方不宁；秦汉时期的匈奴人，隋唐时期的突厥人，两宋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人等等。
甚至就算是在后世的海洋时代，虽然来自海上的威胁一度成为主流，但真要说起来，海上的威胁从来都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威胁依旧在北方，那头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可从来都不是好惹的。
所以对吴国来说，若是依旧以金陵为都城的话，北方一旦发生战事，驻守在南方的军队将很难及时做出反应，真正靠得住的只有驻守北方的军队。
而若是在北方驻守重兵的话，考虑到内外平衡的需要，就不得不在金陵附近也驻守大量军队，以制衡北方的军队。
这样一来必然会造成冗兵现象，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同时南方的军队距离北方太远，久不经战后容易出现军纪松弛的现象。
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洛阳，这样一来平时在南方就只需要驻守少量军队，保证南方的安稳就够了；而且北方一旦遇到战事，驻守在洛阳的禁军也能够及时作出应对，不至于沦为摆设。
便是杨渥到了如今都已经倾向于迁都洛阳。
一来如之前所说，吴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现在的晋国，将来的契丹、党项人等，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威胁，此外吴国若是想要恢复盛唐时的荣耀，那少不得还要经营西北，甚至将势力发展到西域去。
若是还是建都于金陵的话，别说军队的调动了，就是消息来往也慢的惊人，同样的一个消息从北方传到金陵和传到洛阳相比，至少要多出三天以上的时间，这对应对北方威胁显然极为不利。
二来则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力，毕竟威胁来自北方，军队主力也必然驻守在北方，若是离得太远，掌控力自然会下降。
至于第三点原因，那就是出于与梁国的融合来考虑的。
毕竟在这个时代，地域的观念早就根深蒂固了，即便是杨渥也难以彻底化解。
如今的吴国朝堂之上大部分人都是出身江淮的南方人，只有像郭崇韬、朱瑾、冯道、张延翰等少数北方来人得以在吴国立足。
然而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能在朝堂上立足，除了杨渥对他们的才能的欣赏外，同样也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联姻等方式融入了南方。
比如郭崇韬，他的五个儿子除了长子在来南方之前就已经成亲外，其他四个儿子全部与江淮勋贵联姻；冯道、张延翰等人差不多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有志于统一天下、开创一个全新王朝的君王，杨渥深知吴国朝堂之上不能只有南方人的声音，而必须彻底将其他地区的人才全部融合进来，才能让吴国走得更远。
而迁都洛阳无疑是南北融合的一步妙棋，可以大大加快吴国与梁国旧地的融合速度。
毕竟在这个时代，虽然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在往南方转移，但比起根基底蕴来说，此时的南方还是无法与北方相比；若是继续定都金陵，这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偏安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而不是一个有志于统一天下的正统王朝。
有这么多的理由在，就不难理解陈彦谦、严可求等有识之士为何会改变态度，转而倾向于迁都洛阳了。
八月底，杨渥在与严可求等重臣进行商议后，正式下达令旨宣布准备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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